他们带了不少消息，好消息坏消息都有，都是同学的。听得我一会禁不住地笑；一会忍不住的想哭。

没想到，毕业二十年了，听到同学的消息还是那么容易动情。同学就是同学。这种感情纯粹而真挚，内心中总是那么亲切和信任。

他们问我，还记得学校那个小个子敏吗？又小又瘦的白脸小姑娘。我说怎么会不记得？我们住过一个宿舍，她总是爱哭爱笑的。然后就拿出二十年前的毕业照来，在近200个同学中寻找起她来。

找到她时，我们几个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因为，照片上的敏，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对于如今都四十多岁的我们来说，多么的不可思议，当年的小姑娘小伙子好像转眼就老啦，人生如此之快！

他们说，在抗SARS中，敏昏过去几次了。穿上防护服，仍然瘦弱的她，总是缺氧。常常没查完房，她就晕倒了。她一倒。电话就会立即打到做了院长的同学那里：“我们的主任又晕啦！”同学听到同学晕了，开始总是很紧张，后来就笑了。叹息到：“天！小敏什么时候能强壮起来？”其实，心里都知道，是太累了！可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无论怎样都离不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啊！这笑都含了泪的。

在深圳的同学炯，是传染科主任，他毕业后在湖南衡阳工作了十年又到了深圳。带着湖南口音、又有点广东味的普通话，听起来怪怪的。我想我可能也是南腔北调了。因为我们说什么似乎都很可笑，都会让新疆来的同学尹笑个不停。

炯说，仅他们科就收治了200多个疑似SARS患者。最后确诊的虽说只有十多个，但人员少、工作量大，那段时间，睡眠都严重不足，根本想不到为自己安排休息，科里需要休息的医务人员太多了，安排不过来。说到病人，不少病人过于紧张，病不重但精神压力却很大。尹是精神科小有名气的专家了。他就此做了一番理论上的分折和应采取的措施，我们听了，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又在作学术报告了。

说了国内，又说到在国外的同学。细数起来也有十多个了，有的出国后又回来的也不少，在国内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想起去年我在上海见到的强，从美国回来后就在上医大领导着一个攻关研究所。忙的不但没有周六周日，连所有的晚上时间也都在研究室里渡过。我去看他，他专门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并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饭，这对他来说，是为关系不一般的同学做出了牺牲的，而对我来说，真的为占用了他的宝贵时间而不安。说起这样一些同学，我们自豪而敬佩。但同时，也有一丝说不出的遗憾。

中山的同学是内科医生。她常来我这里并总是在家里住的。因为丈夫和儿子都还在新疆，我们对她总是付出大大的同情和怜爱。不时地嘱咐她，有时间到附近工作的同学处走走玩玩。她总是优雅地笑笑，说并不孤独也不寂寞。每天病人来来往往，她忙得没时间想别的。

说到这，大家稍许地沉静了一会。是呀，忙，几乎是所有同学的共同体会。累也是说不出的累。很自然地想到了去世的同学。一个肺癌，一个心脏卒死。肺癌是晚期才发现，而有心脏病的同学平时根本顾不上必要的检查。我们沉默了。我们都才四十多一点，可已经有同学离世了。人生有时就这么残酷也是那么地短暂。

新疆的同学说，以后能够聚的同学要经常的聚聚了，说不定哪天就见不到谁了。炯也说，我们这些离开了第二故乡的游子，回去却也并不容易了，只希望同学出来学术讲座时见见也是好的。我说，我明年是一定要回去的。尹拿出名片来，让我回去无论如何要给他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