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监狱

文：白马非马

许多年前，我有幸读到过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的一篇英文原著The Cop and the Anthem（译为警察与赞美诗），后来我听说，这篇小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好，编教材的学者们还是很有眼光的。

小说秉承欧亨利的一贯风格，那就是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故事的主人公索比是个一无所有、露宿街头的流浪汉，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严冬，他千方百计地想犯点法，当然也要掌握好尺度，要不太轻也不太重，以求达到他的企图：去布莱克维尔岛上的监狱度过寒冷的冬天。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往往事与愿违，他屡次故意犯法，但警察都不抓他，这让他无比沮丧。月光下，教堂里传出圣洁的管风琴的声音，牧师在为第二天排演赞美诗，忽然他良心发现，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之。就在这时，警察来了，不由分说地将他逮捕了。第二天，他终于达到了去布莱克维尔监狱度过严冬的梦想。

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开始也是感觉非常有趣的，读到结尾，在为欧亨利的机智击节而叹的同时，那时那地，我十分肯定自己看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黑暗，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美国的鄙视，觉得我们确实有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

当然，时过境迁，耳闻目睹的许多东西，使得我的想法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当然，我依然认为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小说。

人，为了生存（或者说是活着，而不能说是生活），竟然不惜出让自由，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都是志士，都不食嗟来之食，甚至我们自己，在一定的场合下，也同样会有这样的堕落选择，毕竟，我们大多没有经历过那样苦难的考验。至少，我不敢标榜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昂起高傲的头，尤其在面临足够的诱惑前提下。也许，面对另一种层次的诱惑，我们还有道德底线的约束，但面临生存考验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吹牛。

又让我回忆起这篇小说的契机是，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报道。来自门户网站，我相信了报道的真实性，但是当我试图把它全文转载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该报道地址如下：http://news.sina.com.cn/c/2008-12-26/082616925034.shtml>，强烈建议所有朋友打开它，认真地读一读。

69岁的农民付达信今年9月7号从湖南来到北京，而就在一天以后他因持刀在北京站广场抢劫被抓。经审问，他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进入监狱，不愁吃，不愁穿，在那里养老。这位罪犯，不，我宁愿说这位老人，他的经历绝对够得上传奇了，他的做法居然与欧亨利笔下的索比惊人的相似，当然，我并不认为他是受到了小说的启发。不同的是，索比多次犯罪（或者说闹事）无果，直到准备洗心革面的时候才意外被抓，而付达信却小试身手立即达成目的，没有悬念，没有趣味性，没有戏剧性。这一方面说明，生活不是小说，另一方面，当然也在赞美着我们首都警察办案效率之高，远非美国警察可比。

在这篇报道中，特约观察员王锡梓先生说：目前中国农民60岁以上的农民人数是1.1亿人，65岁以上的6000万人，如果我们以65岁以上作为养老保障的一个门槛，我们以6000万人来计算，每人每月120元，大概所需要的支出是700亿。主持人显然对这个数字的巨大表示担心，王先生进一步解释：700亿如果按照一个中央和地方，根据不同地方，比如富裕地方他们可以地方财政来支出，而西部以及一些贫穷地方由中央财政来转移支付，那么中央财政可能需要支出的大概是400亿左右，这400亿的概念相当于2007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5.1万亿的不到1%。进一步，王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成本不仅是现实的、可承受的，而且也非常必要。

700亿也好，400亿也罢，和我们以前看到的闹得沸沸扬扬的9000亿来比较，虽然不能说是九牛一毛，但总该在二者之间划上一个小于号，不，是远小于。

我们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无论如何，付达信老人的遭遇都应该算做一种不和谐音，至少在提醒我们，福利制度还远谈不到健全，和谐也就远不能达成。其实，道理太简单了，当你开着豪华轿车、载着漂亮小蜜去高档宾馆开房行乐的时候，你不能指望路边那些饥饿的眼睛投到你身上的都是赞美或羡慕的目光，那里也可能有绝望，有愤恨，有可能如匕首一样的锋利。

年终岁尾，当我们抱怨治安状况每况愈下而感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稍微地思考一下，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源头在哪里。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投入再大的警力也未必奏效。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哪里有漏洞就去哪里堵漏，哪里失火就把消防队派到哪里的被动状态了。不知道这位王先生位居何职，我到希望他是一位真正的当权派，那样，因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还是关心民生疾苦的，也知道钱到底该朝哪个方向花。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希望在这寒冷的冬季，监狱中也能感到温暖。但是，如果人们会为了躲避寒冷而必须设法逃往监狱，这个世界就不是用寒冷两个字就可以形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