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人心便永生

                                          --读5期《随笔》的三点感想

                                          曹澍

广东的《随笔》是我订了多年的刊物，它关注的都是当代的大问题，思想和文化的分量都很重，而且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乃至数篇扛鼎之作，是读书人不可不交的好友之一。本期有三篇文章可看，我以为。

一、怀念胡耀邦先生

本期《随笔》有篇袁鹰先生的文章：《活在人心便永生》，副标题是：追忆几次胡耀邦同志的讲话。

袁鹰先生1953年从上海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最后掌管文艺部，任文艺部主任，直到1986年退休，在党的喉舌工作了33年，但常有自己的看法，有时还能做人民的喉舌，很不容易。

我最早了解袁鹰先生是20多年前，在语文课堂上给学生讲解袁鹰先生的抒情散文《井冈翠竹》，文中那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和学生，也让我读到了文字深处，作者没有明说的东西。此文写作于1960年，自然无法逃脱那个时代必有的痕迹，但与同一时期杨朔先生散文的区别，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此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作者对于各种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许多段落、句式，堪称典范。这也是为何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我们学校的几个书友，不约而同的买了袁鹰先生的新作《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共和国建立后发生的所有大事，几乎都有记载，尤其是文艺界的大事。我看了数遍，最后，把它供在了放经常翻阅的重要书籍的书柜里，对袁鹰先生也更加敬佩。袁鹰先生虽处庙堂肉食者之位，但却能代江湖百姓而言。对名人，老曹非常注重他们是否"名实相符"，如不相符，在老曹的眼里仍是狗屎一摊。比如，老曹最近就遭遇了这样一位散文大家。一个文学青年向他请教读什么文学书进步快，"大家"居然答：诗读李瑛，散文读杨朔，小说读刘绍棠。老曹的假牙差点笑掉。从此，视之为"狗屎大家"。

袁鹰先生在《活在人心便永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很令老曹感慨--

我近年来反复阅读耀邦同志女儿满妹所写《思念依然无尽》，多次想起老诗人臧克家先生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耀邦同志生前主持一次次重大冤假错案的改正，使无数含冤受屈的人士得到平反昭雪，重见天日，重新回到党的队伍和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岗位，他会料到最后自己竟遭到"莫须有"的大冤案，身后十多年未得昭雪吗？是的，有些人现在虽然还活着，功成名就，华堂豪宅，活得有滋有味，但他们在人们心中早已死了，人们甚至不屑再提起他们的名字。而胡耀邦同志虽然已经去世十八年，他还活着！这本书第一章《永远的沉默》中写到1987年耀邦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一次"最后的故乡之行"，离开长沙去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尽管轻车简从，还是被正在那里举行"森林工作会"的人们发现，热烈欢迎他，要求同他合影留念。沿金鞭溪游览时，又被人认出，数千游人不约而同挤在山路两边鼓掌欢迎，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他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近日读《李锐诗词本事》，也提到此事，有诗云：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活在人心便永生"！伟大革命家的凛然正气，他在民族历史前进关头的丰功伟业，他那襟怀坦荡、真挚热情的音容笑貌，都将永远活在几千万共产党员和亿万各族老百姓心中！

二、李秀成 瞿秋白 刘少奇

本期还有篇冯锡刚先生的文章《叛徒与晚节》，很可一看。而上面三个人物在文革中有个共同的称呼：叛徒、变节分子。否则，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将领李秀成怎么会和瞿刘两位共产党的领袖放在一起呢。

文革前夕，思想文化领域的左倾之风愈刮愈烈，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做学问的风气已受到挤压。对李秀成，史学界早有定评，尽管他在被曾国藩杀害之前，写下了复杂的《李秀成自述》，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他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农民起义领袖。

可是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发表评《评<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不久，此文被不做正事的毛泽东看到，毛让江青约见戚本禹，江对戚说：毛主席很满意你的文章，你为党立了功，你的文章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对李秀成的问题，毛还有专门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戚本禹，就是这样搭上了毛、江这条大船，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说完李秀成，该说瞿秋白了。

对瞿秋白，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已有定评，毛还撰文盛赞。但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发现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瞿秋白成了叛徒，其它证据一概没有，也不需要，一篇《多余的话》就足够了。

至于刘少奇，事情就更蹊跷了。据原东北局书记张秀川回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进入东北，毛泽东就当面指示张秀川接收伪满洲国档案时，要注意1929年左右敌伪档案关于刘少奇被捕的记载，张认为事关重大，还向也在东北局工作的陈云做了汇报。这说明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满洲省委工作时被捕又释放的历史是怀疑的。不然，党的一把手怎么会背地找人调查党的二把手的情况呢？所以，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毛、林、江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对自己的同志，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潘汉年不是也如此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老曹的一位同学的父亲，也许在战争年代某件事情上表现不那么坚定，于是成了"内部控制使用干部"，简称"内控干部"。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因不堪凌辱，闯入厨房，用菜刀自杀身亡。

由叛徒，老曹想到战俘。十几年前，老曹看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这些因受伤失去战斗能力而被俘的志愿军战俘，经过坚决斗争，回到祖国怀抱，却开始了20多年的苦难岁月，无论什么运动，他们都是被批判斗争的对象，享受和"地富反坏右"同等的待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俘命运和中国战俘一样惨，他们的战俘数量更大，全被送入集中营做苦力。

而与此相反，美英等国的战俘都受到善待，而且不影响升迁。20年前，一位北约司令、三星上将，二战时就曾被俘，当时军阶是上尉连长。仅仅用文化背景的不同来解释这种现象，恐怕很难服人。

左倾盛行，绝对化，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必须百分之百的坚强，革命队伍必须百分之百的纯洁。红军时期各个根据地的所谓肃反，抗日时期的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审干，基本属于此类。

文革前，毛对彭德怀问题有个指示，叫：晚节不好，一笔勾销！毛的晚年是公认犯了巨大的错误，也写入共产党的文件。所以，老曹真想去纪念堂叫醒老毛问问：这两句话，适用不适用您老人家？总不能再搞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吧。

三、新中国饿死过人吗？

本期还有闵良臣先生的一篇文章《饿死人是会记入历史的》，此文在《随笔》发表后影响很大，不少报刊转载。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期的中国是否饿死过人，似乎是个不用争论的问题了，极左派也不得不承认。但是，极左派愿意把饿死的人数说得越少越好。

为什么会饿死人，虚报产量，国家按上报的产量征粮，生产队把种子交了都不够，农民一点口粮都没有了，还不准外出要饭，因为那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农民只有饿死一条路了，有些地方甚至一个村子里的人全饿死了，方圆十几里无人烟。

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也是农民的儿子，尽管离家早，但早年搞过农民调查，应该说他不会无知到相信一亩地竟能收到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粮食。有人说，1958年大家都疯了。那么，是谁先疯了呢？又是如何让大家都跟着他疯起来的呢？

彭德怀元帅倒是没疯，在庐山会议说了实话，结果被毛泽东一巴掌打入冷宫。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出于实际情况出发，也认为彭德怀所讲，"不少还是事实"，几乎全党都开始反思，唯独毛泽东不认账。江青在文革中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毛回忆七千人大会时则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于是，老曹发现一个规律。建国后，凡是毛泽东憋气时，正是国民经济发现良好时期。如1962年至1966年，负责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干得很好，毛泽东开始憋气了。1964年，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外宾问邓，毛主席在哪？邓很有意思的回答：他老人家正在山上，修改他的诗词呢。依老曹看，毛老人家在山多改几年多好啊。但他不。修改完诗词的老毛，挟着一身怒气，下得山来，掀起了一场滔天狂澜，这就是毛独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毛倒是顺气了，但全国人民却遭了殃！他也为自己的政治坟墓掘了最后也是最多的一锹土！